秦始皇统一六国，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。他北击匈奴，南征百越，扩大了中国的疆域，奠定了华夏版图的基础。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，加强了各地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，使得中国人有高度的认同感，国家能一直保持统一。他修筑长城，虽然在修建过程中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，但长城成为了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屏障，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后世赞誉他为“千古一帝”，秦始皇的雄才伟略令后世都为之敬佩不已。

秦始皇被指为暴君，主要原因之一是焚书坑儒。这一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文化损失，许多珍贵的书籍被焚毁，知识分子遭到迫害，知识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严重阻碍。同时，秦始皇强征劳役修建长城、秦直道、阿房宫等大型工程。据记载，秦始皇使用了近百万劳动力修筑长城，总占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。大量劳动力被征调，导致农业荒废，百姓生活困苦。修建长城过程中，也有许多劳役死亡，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。历史上对秦始皇暴君形象的刻画，使得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变得复杂。然而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，秦始皇的这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，但他的手段过于激进，忽视了百姓的承受能力。

回国后，嬴政虽被立为秦王，但国政皆由吕不韦把持，父亲嬴子楚也逐渐淡忘了他们母子。嬴政感受到了被冷落，这进一步加深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。而吕不韦与赵姬的背叛，更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。赵姬与嫪毐私通，生下私生子，嫪毐还企图谋反。吕不韦将嫪毐献给赵姬，且在朝政上专权。这些事件让嬴政对亲情产生了怀疑，性格变得更加暴虐、孤僻。秦始皇的性格特点在政治决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对赵姬的态度复杂，既有亲情又有愤怒。在发现赵姬与嫪毐的阴谋后，他果断镇压，亲手杀死赵姬和嫪毐的孩子，车裂嫪毐，但最终又未对赵姬进行实质性处罚，体现了他内心的矛盾。对吕不韦，秦始皇则毫不留情，借助嫪毐叛乱一事对其进行打击，罢官夺爵，逼得吕不韦饮毒酒自尽。这显示出他在权力面前的果决和狠辣。

在政治决策中，秦始皇的谨慎、怀疑、深沉也有所体现。他统一六国的过程中，善于听取李斯的建议，但又对群臣保持警惕。他强征劳役修建大型工程，虽有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目的，但也反映出他的好大喜功和对百姓的不信任。他焚书坑儒，是为了统一思想，但手段过于激进，体现了他的暴虐。这些性格特点既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，也为秦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

最早提出“义”的是管仲，孟子说“春秋无义战”，而秦始皇却认为六国阻挠秦国统一是不义，是暴乱。嬴政正式亲政后，乱世兴义兵，发动了灭六国大战。他以风卷残云之势，迅速灭掉六国。当天下初定，秦始皇令臣子们商议“帝号”，他说：“寡人以眇眇之身，兴兵诛暴乱，赖宗庙之灵，六王咸伏其辜，天下大定。今名号不更，无以称成功，传后世。其议帝号。”臣子们赞颂他的义举，称：“今陛下兴义兵，tp钱包官网下载诛残贼，平定天下……”他们认为秦始皇的功劳超过了“三皇五帝”，建议他采用“皇”与“帝”字，号称“皇帝”。秦始皇欣然采纳，且在前面加了一个“始”字，说：“朕为始皇帝。后世以计数，二世三世至于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结束乱世，建万世太平，便是秦始皇当时要奉行的大义。

灭掉六国后，秦始皇并不满足于现状，继续带领他那支威震天下的军队，以正义之师的名义，“清理疆内，外诛暴彊”，不断开疆拓土。秦军向东一直打到海滨，平定中原；向南征伐百越，收服蛮夷。在征伐百越时，因秦兵不适应南方气候，多染瘟疫，加上粮饷不足，战事并不顺利。后来秦始皇为保障军需补给，竟用了五年时间开凿灵渠；又准备了四年，三征百越，才最终使之臣服。那时大秦的疆域延伸至如今的越南。向北，秦始皇派遣蒙恬率30万大军驱逐匈奴，安定秦境，夺取河南地，建九原郡，并修建万里长城。在南征北战过程中，秦始皇同时向征服之地移民。正是他的智慧和斗志，促进了多民族的统一和中原文化的传播，奠定了未来中国的版图。正如《诗经》云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将天下之地纳为“王土”，让天下之民接受“王化”，这正是秦始皇心中的宏愿和大义。

天下大定后，秦始皇经常出巡，每到一地，都喜欢立碑颂德。他立的碑文，所彰显的大多是“义”的主题，譬如“大义休明，垂于后世，顺承勿革”、“义诛信行，威燀旁达，莫不宾服”、“作立大义，昭设备器，咸有章旗”之类。这些碑文，所表达的其实也是秦始皇以“义”治国的理念。其核心是“四个统一”：统一实行郡县制，废除分封制，目的是为了天下的和平与安宁，他说：“天下共苦战斗不休，以有侯王。赖宗庙，天下初定，又复立国，是树兵也，而求其宁息，岂不难哉！”统一货币，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国铜钱，促进了经济交流。统一度量衡，克服了过去换算混乱的局面。统一文字，政府规定小篆作为全国统一使用的标准文字，后又整理出隶书，便利了文化传播。这“四个统一”，体现了秦始皇作为王者的仁义与德义。这些创举，便民利民，造福万代。秦始皇建立的大秦皇朝体制，被后世历代皇朝沿袭；而他的“义诛信行”、“圣智仁义”、“大义休明”、“作立大义”，也成为了后世帝王奉行的做人法则，他开创了以义治国的王者治世之道。